资本在不同法制环境下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影响 2021-02-22 21:17

  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政府对某些垄断性行业仍进行高度的行政化管理,加之民营经济长期受到的所有制歧视,致使民营企业在进入这些行业的过程中会遇到较高的行政壁垒。

  作者简介:余汉,男,1988年12月生,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蒲勇健,男,1961年11月生,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数理经济学;宋增基,男,1965年1月生,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

  内容提要: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政府对某些垄断性行业仍进行高度的行政化管理,加之民营经济长期受到的所有制歧视,致使民营企业在进入这些行业的过程中会遇到较高的行政壁垒。与现有文献将民营企业家参政作为重要的关联方式不同,笔者将民营企业中含有的部分国有股权视为一种重要的关联机制,以民营控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国有股权与法制环境对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是一种比企业家参与更为有效的替代性机制。结合中国的现有国情,将企业所处地区的法制环境分成不同的类别,分组检验了国有股权在不同法制环境下的关联效果: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能够进入高壁垒行业,更多地基于其本身的质量;而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国有股权扮演了较重要的“角色”。上述研究结论将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提供理论与政策方面的参考依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有股在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的股东行为及其关联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4BGL047);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企业理论”(项目编号:70525005)。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民营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体已在我国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与税收提供等各个方面都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民营企业相较于传统的国有企业而言,在很多方面仍会面临较大的约束。就公司的发展空间而言,其业务主要集中于家电、纺织、家居用品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低附加值行业,但在电力、燃气、水利、金融服务、石油等领域却几乎都是由大型国有企业或政府指定部门垄断经营,民营企业难以涉足其中(李亚和郝臣,2014[1])。尽管国家在2005年便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旨在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条件;并于2010年颁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在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突破垄断限制。然而以上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一直问题不断,民营企业在进入传统上由政府和国企主导的领域仍是困难重重。由于我国固有的经济体制特征,企业发展所需的很多资源仍牢牢地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于蔚等,2012[2]),民营企业要想涉足垄断行业以获得超额收益,就必须要通过国家对这些行业的层层审批。因而与政府有关部门搞好关系就成为很多民营企业的“必修课”,包括企业家对个人身份方面的追求。这种资本上的经营策略对民营企业来说,是在当前转轨经济时期,法制环境有待完善背景下一种可行的替代性机制(连军等,2011[3])。民营企业家借助这种身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中,通过谋求参政议政或与官员之间的交情,来保护自身的合法产权免遭侵害,同时使其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免受因企业所有制形式而带来的歧视,因而有利于企业通过审批以进入高壁垒行业。胡旭阳(2010)[4]对四川新希望集团的研究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其实际控制人刘永好在担任全国政协的时期内,该集团能够在短短的数年间涉足金融、化工等国家重点领域实现行业扩张。可见民营企业家上的积极参与有利于公司获得实际的便利与好处。

  非公有制企业追求资本以获得各种便利,是当前经济界理论工作者与企业家共同争论的热点问题,企业关系这一概念实质上指的是企业主动寻求与各级政府构建密切的联系,并通过这种关联给予企业某种正式制度以外的保护与便利,从而为企业带来商业上的利益。这一行为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中与贿赂、等行为相比,在法理上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Faccio,2006[5])。由于各国的制度、经济体制以及文化背景上存在的差异,因而关联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Fung等,2015[6];Jackowicz等,2014[7])。中国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管的身份与头衔,比如担任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等,从而参与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中(Song等,2015[8];李思飞和刘欢,2014[9];Wu等,2013[10];李姝和谢晓嫣,2014[11];鲁桂华和肖永慧,2015[12])。但是,研究者们却没有注意到另一种重要的关联方式,即为数较多的民营控股公司在股权安排中出现了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这些国有股权可以起到帮助公司与政府部门建立较为密切联系的作用(宋增基等,2014[13])。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制度的特点,政府不仅通过控股企业介入到市场经济中,还通过对各种稀缺资源的管控、行业准入门槛的设立、行政审批层层把关等手段充当起市场的分配者与监督者(李孔岳等,2012[14])。所以,国有股权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本,通过运用这一机制企业可以较容易地获得经济资源。

  一般而言,由于任何企业的运营都依赖于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因而制度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战略选择。特别是对于当今我国这种转型经济体而言,在法制观念淡薄、私有产权保护缺位,同时政府干预力度较大、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背景下,非公有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会受到来自所处制度环境方面较大的威胁。有研究指出,现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为普遍(方军雄,2008[15]),而国家司法体系又对民营企业的合法产权缺乏制度上的有力保障(马晓维等,2010[16]),由此导致非公有制企业的运营存在较大的隐患。所以,面对当前不甚完善的制度环境,企业家会迫切地寻求一些替代性机制来规避上述风险,即通过建立关联的方式得到政府的支持,从而提高了进入国家管制行业的机会。

  与现有文献将公司关联局限为企业家个人的身份不同,本文将民营企业中含有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视为一种重要的关联方式,并研究在不同法制环境水平下,国有股权对其进入高壁垒行业的影响,以及比较企业家参政和国有股权这两种资本对于帮助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的效果,我们的研究拓展了非公有制企业关联研究的范畴,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进行顶层设计,制定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可参考的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根据西方古典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通常是依靠“无形之手”引导着资源配置以及商品和劳务分配,并能使整个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然而由于信息缺失以及垄断的存在,市场功能发挥受限,由此导致市场机制也会失灵。而在纯粹垄断市场,垄断企业彻底排除了其他市场竞争者,并凭借垄断优势自行定价,剥夺消费者剩余。这种全行业垄断的存在不但让市场失去了资源配置的功能,也阻碍了生产技术的进步。因此,产业组织理论随之应运而生,其旨在研究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环境下的企业行为与市场构造,然后就产生了“市场壁垒”这一概念的研究。它被广泛地看作“阻碍新企业进入该市场要面对的所有不利因素”,然而学者们对其定义却各执己见。Bain(1956)[17]最先阐述了“进入壁垒”的含义,它指的是该行业中已有的企业相较于潜在进入者所占据的各种优势,也就是潜在进入者想与在位者抗衡的过程中要面对的所有不利因素。这些因素足以保证在位者彻底排除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从而确保自身价格始终凌驾于一般竞争水平之上。在位者具有的这些竞争优势也就构成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壁垒,具体的表现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绝对的成本优势。Stigler(1971)[18]则认为,这种进入壁垒本身实际上就构成了潜在进入者的制造成本,它是一种在位企业无需负担,而潜在进入者必须增加的成本,并且“所有不利因素”在本质上也不是产生进入壁垒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政府部门的频繁管束导致了企业进入的成本过高。在此基础上,Broadman(2000)[19]根据进入壁垒的产生原因对其进行了类别划分,即市场性壁垒、策略性壁垒和管制性壁垒三种类型。在我国,前两种进入壁垒主要体现在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比如纺织、家电业等,而管制性壁垒多与关乎国计民生或社会稳定的重要行业有关,比如铁路运输、航空等领域,会受到来自国家强势部门的管控(罗党论和赵聪,2013[20])。

  对于更富有创新与活力的民营企业来说,突破策略性壁垒及市场性壁垒的阻碍显得相对容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民营企业的实力也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受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惯性“思维”的长期打压,加之民企自身的规模较小,而这种对民企带有偏见的遗留心态依旧广泛存在,使得政府支持的长期缺位与政策落实不力,民营企业要想突破管制性壁垒仍会面临较大的困难。然而这些垄断行业中存在超额收益的又使得民营企业会积极寻找其“突破口”,即针对垄断行业管制者的自利行为开展广泛地寻租,便能够与各级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从而让这种管制失去作用。